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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武侠小说为何风行世界--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


/ 2020-04-02

  中国武侠小说为什么能风行世界?对这个问题,“贤者识其大,不贤者识其小”;这里,笔者拟从蒙汗药与武侠小说的关系这个小问题入手,予以管窥。难免有打边鼓之嫌,非所计也。

  读过《水浒》的人,谁都不会忘记那动辄将人麻翻、昏睡如死猪般的“洗脚水”——蒙汗药。其实,不仅《水浒》中多次描绘了蒙汗药,在别的不时叙述到武侠故事的小说如三言、两拍中,以及在传统武侠小说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之类中,都涉及蒙汗药或香型剂的蒙汗药——安息香;在中国近几年地方小报及某些杂志上发表的新武侠小说中,蒙汗药仍然是一部分侠客或其敌手的利器;在金庸、梁羽生等人的笔下,虽然侠客掌握了更神奇有效的新式武器,诸如“剑气闭穴”、“菩提指封住气血”等等点穴法,以及“迷心药”、“散功”等等,其奥妙无穷,自然是古典小说及传统武侠小说所不能望其项背的;但是,“迷心药”之类,实际上仍然不过是蒙汗药的翻版或摩登化而已。如此看来,蒙汗药与中国的武侠小说,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  蒙汗药究为何物?这一直是中外学者及一般古典小说读者所关心的问题。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何心著《水浒研究》,及马幼垣在1978年冬发表的《小说里的蒙汗药和英雄形象》一文,都对蒙汗药有所探讨,但并未能将它的来龙去脉完全搞清楚。犹忆1977年秋,我在上海与友人胡道静讨论蒙汗药的内容,他说这是一个谜,李约瑟老博士也未能解开它,如果把蒙汗药的原料及解药完全搞清楚,对研究古典文学、科技史,都将是一大贡献。遂后,我曾试把自己的读书心得,陆续写成《蒙汗药之谜》、《蒙汗药续考》;大约是1982年,广西有位大学生看了拙作《蒙汗药之谜》后,很感兴趣,便结合他在广西家乡的民间调查和试验,写了《蒙汗药续谈》,读来饶有兴味。现在似乎可以说,蒙汗药之谜,已经基本上被解开了。

  蒙汗药是否是小说家向壁虚构的妄谈?非也。早在明中叶,郎瑛即指出:“小说家曾言: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,后复有药解活,予以则为妄也。……《桂海虞衡志》载,曼陀罗花,盗采花为末,置人饮食中,即皆醉也。据是,则蒙汗药非妄。”显然,郎瑛告诉人们,蒙汗药是用曼陀罗的花末制成的。其实,早在北宋,司马光即记载:“杜杞字伟长,为湖南转运副使。五溪蛮反,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,因为设宴,饮以曼陀罗酒,昏醉,尽杀之,凡数千人。”杜杞诱杀少数民族达万人之多,实在残忍。而他用以施展阴谋的武器,正是“曼陀罗酒”。一次下药,竟使数千人昏醉而丧命,于此不难看出宋代从官府到民间,已经是使用蒙汗药成风。不过,记载绿林豪客用曼陀罗花麻人的史家,最早的,恐怕还是南宋的周去非。他载谓:“广西曼陀罗花,遍生原野。大叶百花,结实如茄子,而遍生小刺,乃药人草也。盗贼采乾而末之,以置人饮食,使之醉闷,则挈箧而趋。”在明朝,蒙汗药将人麻翻的故事,化为小说家言,不胫而走,使蒙汗药的名声越来越大。

  从上述不难看出,蒙汗药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,在我国至少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,是中国老资格的奇特产品之一。蒙汗药化为武侠小说中的神品、利器,原本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有产物。西方固然也曾经有数百年武侠小说风靡于世界的历史,并塑造出永不磨灭的武侠迷唐·吉诃德的典型形象。但是,西方的武侠小说中,不会有蒙汗药出现,这是因为,古代西方的很多国家,根本就没有药,医生在给病人动手术时,为使病人暂时昏迷,只好用棍棒打头,或者放血。因此,即使如塞万提斯那样想象波谲云诡的大作家,笔下也绝对不会有蒙汗药出现。而我国,早在汉代,神医华佗就发明了高效能的药“麻沸散”,后来,更有各种药相继问世。因此仅从蒙汗药这一点加以观察,就不难看出,中国的武侠小说,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层之中的;而中国的文化早已雄辩地证明,凡是愈能充分保持、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,便愈有生命力。我想,中国武侠小说的“永远健康”、历久不衰的原因之一,也正是在于此。

  与蒙汗药不是小说家凭空捏造出来的一样,前述的那些武侠,也不是小说家头脑中的幻化物,在明朝,确确实实存在侠的阶层,他们的种种行径,被小说家高度观念化、艺术化的结果,便成了武侠小说或武侠故事。

  对于侠的定义、变迁,人言人殊;我以为鲁迅关于侠的界说,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他说:“司马迁说:‘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’,‘乱’之和‘犯’,决不是‘叛’,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,而况有权贵如‘五侯’者在。……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打,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,要十分安全的侠客,是觉得都不妥当的,于是有流氓。”明朝自成化以后,随着经济的发展,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镇——特别是中小市镇;大城市更愈益发达,都市生活日趋繁荣多姿。但是,作为城市生活的派生物——流氓阶层,也随之日渐孳长。万历以后,其况更甚。以杭州而论,“省城内外不逞之徒结党为群,内推一人为首,其党与每旦会与首恶之家,分头探听地方事情,一遇人命,即为奇货,或作死者亲属,或具地方首状,或为硬证,横索酒食财物,稍不厌足,公行殴辱,善良被其破家者,俱可指数。”在北京,万历初年,就活动着一个以锦衣卫成员韩朝臣为首的流氓团伙,“结义十弟兄,号称十虎,横行各城地方”;其中的一“虎”,与《水浒》中杨志的刀下鬼同名——叫牛二,与西城的李七、詹大、贾三、白云,及南城的李二、景永受等互相勾结,为非作歹,“科敛民财”、“人户”、“白昼打抢”、“盗拐人财”;牛二还霸占民女陈香儿为妻。他们甚至还“毁骂赶打”从宣武门大街经过的兵部尚书杨兆,公然“口称我们兄弟十虎,谁怕你官”,十分猖狂。而至明末,在北京城内,“又或十五结党,横行街市间,号曰‘闯将’。”他们比起牛二之流更形猖獗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人明明是流氓,却以侠自居,有的人甚至用猪头冒充人头,声称为人报了仇,以大侠自居,从而骗得了大宗银两;无怪乎时人沈风峰对此感慨系之地说:“自易水之歌止,而海内无侠士千年矣,即有亦鸡鸣狗盗之徒。”此语也许有失之偏激之嫌,但仍不失为一针见血之论。

  在明代——也可以说在整个古代,在所谓侠中,固然确有少数人锄暴安良,劫富济贫,扶困救危,在历史上留下美名;但是,从总体上看,特别是在明清,侠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的帮闲、打手,也是流氓的别称。明代——包括清代的武侠故事、武侠小说,是明清流氓阶层生活的一面镜子。即以明代的武侠小说而言,如“大闹禁魂张”的宋四公之流,分明是在黑吃黑,落得个“鳖咬鳖——一嘴血。”当代的武侠小说,是明清以来武侠小说发展的结果,某些明清时期的侠,至今仍是一部分武侠小说讴歌、描绘的对象;这样看来,中国武侠小说的先天不足之一,就是追溯其历史渊源,赞美了流氓阶层,而且说真的,今日风行的某些武侠小说,即使是正面描写的武侠英雄人物,我们从他们往往粗暴、乖张的行为中,仍不时感到流氓气息的阵阵袭来;而一些武侠小说的“拳头加枕头”的所谓新潮流的出现,更使这种气息浓重了。近日与一位学者聊天,说起武侠小说,没想到他竟这样说:“老兄不是研究过蒙汗药吗?我看有一些武侠小说,就是青少年的蒙汗药!”现在看来,此话虽偏颇、尖锐,但却隐隐道出了一个道理:不能忽视武侠小说的消极面。事实上,这也正是武侠小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之林中,能占有一席之地,但始终成不了参天大树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半个世纪前,鲁迅曾经说过:“中国确也还盛行着《三国志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,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。”这种深刻的洞察力,实在让人佩服。说到武侠小说,之所以能风行当代中国,固然有种种原因,但主要的,我以为正是中国社会还有武侠小说气的缘故。这个气不是别的,正是传统武侠小说所刻画的封建主义气息。是的,在中国上,早已实行了社会变革,但封建主义残余还严重存在,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及武侠小说里所描绘的一些人和事,还有老模样或新形式,继续活动着,有时简直让你难以置信,千百年的古今界限竟然似乎根本不存在,但这却是铁的事实。聊举一例——让我们还是回到蒙汗药的老话题上来,大概很多人难以想象,至今还有人干着用蒙汗药谋财害命的勾当,近年的报刊,时有所闻。如:就在今年年初,《安徽日报》载:

  铜陵一工人李某,去望江县华阳河买河蟹,有一青年要当场教他“药功防勇”术,说是吃了他的药,会有“爆发力”,就抓出一把似油菜籽般的药粒,让李某吞下。李某吞下后……始则兴奋,继则晕乎,最后不省人事。那青年就……将其身上四百元钱和一块钻石手表劫走。

  不多久,又出一事。一个从浙江萧山来的推销员潘某,在贵池县青峰岭摆药摊的老妪处诊肩周炎。忽来一年轻人,说谁吃他的药可治肩周炎。潘某……接过药吞服,立时觉得迷糊起来,跟着年轻人东转西拐……等苏醒过来,他发觉自己在芦苇丛中昏睡了一日两夜,又发现身上千元巨款、手表、衣服统统没有了。

  公安机关侦查时,又出了另一案。在铜陵县大通镇姚凤嘴山上松林中发现一男尸,1400元被夺,检查尸体,发现其腹中有油菜籽般的药物。不久,被通缉的罪犯李俊终告落网。经有关部门检验,犯罪分子李俊所用的“蒙汗药”,是一种名叫曼陀罗的一年生草本植物,含有莨菪碱毒性,服过量能导致神经麻痹直至窒息死亡。犯罪分子李俊已被判处死刑。

  你看,这里的罪犯李俊,与武侠小说中用蒙汗药麻人的人物,不是如出一辙吗?这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武侠小说气!我想,诸如此类的“气”,作为重要因素之一,也正是新武侠小说产生、存在、衍化的土壤。至少在中国,这种“气”,成了武侠小说得以传播的合适的氛围。

  (摘自《喘息的年轮》一书,本刊有删节,东方出版中心出版。出版社地址:上海仙霞路335号邮编:20033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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